前沿拓展：寧波半口種植牙費用多少錢
小說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染下沉疴，藥石無，名醫(yī)束手。眼看著就要命歸黃泉，西門慶對守在身邊的潘金蓮以及匆匆趕來的吳月娘簡單囑咐了幾句，便把女婿陳敬濟叫到了跟前，留下了他的終遺言：
“姐夫，我養(yǎng)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fā)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著你娘兒每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庇址指叮骸拔宜篮?，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伙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綢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拿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算，討來發(fā)送我。你只和傅伙計守著家門這兩個鋪子罷。印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伙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每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欠我本利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后，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闭f畢，哽哽咽咽的哭了。
西門慶死到臨頭，于神思恍惚、時昏時睡之中，仍能一筆一筆、準確無誤地向陳敬濟報出如此詳盡的賬目表。這樣一個為錢而生，也為錢而死的新型商人的形象，異常清晰地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讀者也許會聯(lián)想起《儒林外史》中的那個嚴監(jiān)生。西門慶和嚴監(jiān)生對于金錢的癡迷或崇拜如出一轍，所不同的是，嚴監(jiān)生在使用金錢的態(tài)度上，是守財奴般小心翼翼的積攢與存有，而西門慶的特點則在于大肆揮霍與資本流轉。
按照張竹坡的估算，西門慶死后留下的財富不過十萬余兩，初一看，似乎并不算多。但明朝一個七品官員，一年的官俸也不過是區(qū)區(qū)四五百兩——也就是說西門慶留下的財富，已達到七品官員年俸的兩百余倍。我們不妨再做一番比較或換算：苗青在揚州替他購買的千戶家貌若天仙的女孩兒，也只不過花了十兩銀子。這么一算，西門慶留下的錢財不可謂不巨。同時，我們還必須將西門慶日常揮霍的特性考慮在內。
通覽整部作品，西門慶揮霍無度、撒潑使錢，自然是為了個人縱欲，但他對一般妓女出手也很闊綽——這也是眾多妓女競相與他交往示好并爭風吃醋的主要原因；在對家人伙計乃至朋友、鄰居的接濟上，西門慶也很慷慨大方。舉例來說，應伯爵手頭拮據，來向西門慶借二十兩銀子，西門慶覺得二十兩不好意思拿出手，便給了他五十兩官銀。第五十六回，常峙節(jié)（十兄弟之一）債臺高筑，家無隔夜之炊，連皮襖都典在了當鋪里，且又被房主催債，妻子整日責罵不歇，便約應伯爵來向西門慶借錢。西門慶因去東京給蔡太師家送禮，花了大筆的錢財，手頭也不寬裕，但仍給了常峙節(jié)十二兩碎銀子救急，甚至還讓常峙節(jié)先去看房，選中了以后，再由西門慶出錢替他買下。至五十九回，常峙節(jié)看中了一處價值三十五兩銀子的房子，便上門告知西門慶?？伤麃淼貌皇菚r候，當時，西門慶的兒子官哥已奄奄一息，眼看著就要斷氣，家人、媳婦亂作一團。即便如此，西門慶還是強忍悲傷和焦躁，好言打發(fā)常峙節(jié)先回去：“我不送你罷，改日我使人拿銀子和你看去。”等到第六十回埋葬了官哥之后，西門慶并未忘記他的承諾，主動向應伯爵問起常峙節(jié)買房之事，并讓應伯爵將五十兩銀子轉交常峙節(jié)，以畢買房之事。他多給的十五兩，讓常峙節(jié)再開個小店鋪，夫婦倆每月賺些錢度日。
西門慶的生意伙伴黃四，因丈人陷入人命官司而焦頭爛額，登門請西門慶從中設法搭救。西門慶“沉吟良久”后，答應請臨清鈔關錢老爹出面，轉求雷兵備，以平息此事。黃四為此奉上一百石米帖外加兩封銀子，讓西門慶轉送錢老爹，作為打點之資。西門慶拒不接受，只是說，事成之后，他自己備禮答謝錢老爹。后經伯爵多方勸說，西門慶只收了他的禮帖，銀兩悉數(shù)退回。連繡像本的批評者，也禁不住贊嘆西門慶，說他“臨財往往有廉恥，有良心”。
在《金瓶梅》中，西門慶為朋友辦事出頭的地方甚多，但很少收禮。如韓道國、何九之類，往往如此。平常但有酒宴，西門慶總是將朋友、親戚乃至下人伙計，不論貧賤富貴，一律叫來吃喝，一個不落。在過年過節(jié)時，西門慶還要給朋友、下人送禮，出手也很大方。比如在第七十八回，年關將近時，西門慶于臘月二十七日，打發(fā)家人去送年禮：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jié)、傅伙計、甘伙計、韓道國、賁第傳、崔本等人，每家半口豬、半腔羊、一壇酒、一包米、一兩銀子；給院中妓女、來往粉頭如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之輩，也是每人一套衣服，三兩銀子；給寺廟送去香油、米面、銀兩；給家中伙計、小廝、丫頭和媳婦派發(fā)禮物與賞錢。崇禎本的眉批曾這樣評價西門慶：
西門慶不獨交結烏紗帽、紅繡鞋，而冷親戚、窮朋友無不周濟，亦可謂有錢而會使者矣。
在朋友家人面前，西門慶臨財一擲千金的仁義與慷慨，與他在生意場上精于算計、錙銖必較的商人本色，以及他在官場上貪墨狠毒、不顧天倫人常的行事風格，都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或內在矛盾，反映出西門慶在對待金錢的態(tài)度上不同于一般守財奴的特點——既不同于《儒林外史》中視錢如命、走火入魔的嚴監(jiān)生，也不同于莫里哀筆下的阿巴貢，甚至也不同于巴爾扎克筆下那個渴望用塵世間積攢的金錢換取天國理想地位的葛朗臺。西門慶作為十六世紀中國社會的新型商人，他有著全新的金錢觀，并試圖構建一種迥異于傳統(tǒng)倫常的金錢倫理。這是一種積攢與揮霍并舉的倫理行為。從這個人物身上，也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會的商業(yè)經濟倫理，以及在擺脫舊有的道德束縛的同時，嘗試用一種新的“金錢秩序”來取代舊有的“宗法或道德秩序”的潛在沖動。
概而言之，西門慶對待金錢的復雜態(tài)度，有兩點值得注意，一為金錢崇拜，二為貨幣崇拜。
若以金錢崇拜而論，金錢所具有的使用和交換價值，為他縱情聲色、豪奢浮華的享樂生活提供了?？梢哉f，西門慶這個形象的新穎之處，不在于他對金錢的積攢和占有，而恰恰在于揮霍。通過揮霍，他在社會、官場、朋友圈和家庭之中建立某種。官員、朋友、妻妾、妓女和下人與西門慶的關系，毫無疑問，構成了一種全新的經濟依附關系，而非傳統(tǒng)的宗族和道德關系。也就是說，依靠金錢的魔力，西門慶正在試圖重塑他的“欲望烏托邦”。而他作為一個惡人的“樂善好施”，為自身的存在價值提供了有力的證明，為他帶來了“大善人”的美譽。西門慶是一個竇嬰式的沾沾自喜者，他不僅需要自己過上奢華的生活，某種意義上，更希望別人對他的這種生活產生羨慕，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在這樣一種自適而滿足的生活狀態(tài)下，他刻意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慈善家，來虛偽地重建自己的人格。
簡單來說，他的欲望不僅僅是聲色之欲，更是一種集“慈善家”和“商業(yè)英雄”理想人格為一體的形而上欲望——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倫理的核心內容。西門慶人格的矛盾與偽善，毫無疑問，與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與偽善如出一轍。
另外，西門慶的金錢觀中，也有的貨幣崇拜的成分，這一點尤其值得重視。如果說金錢崇拜是以使用和交換價值為目的，那么貨幣崇拜則是一種對符號的崇拜。后者為投資者不顧一切地賺取利潤和財富的行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非理性動力。在小說的第五十六回，西門慶在與應伯爵聊天時，說出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兀那東西（銀子），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積下財寶，極有罪的?！?/p>
西門慶從不真正“積累”財富，他相當一部分的財富不過是賬目表上的抽象數(shù)字而已。他的目的在于流通或流轉——一方面將錢投入再生產的流通中以獲取更大的利潤，一方面則大肆揮霍、縱情聲色，同時也接濟親友，甚至以樂善好施者自居。
這段話若出自洛克菲勒或卡內基之口，我們大概也不會感到奇怪吧。
在《金瓶梅》中，不論是朝廷的賦稅與貨幣結算，還是民間的買賣和日常用度，基本上都以白銀折算與流通。《金瓶梅》中的買賣和交易，在絕大部分場合都使用白銀。作品寫到以銅錢作為交易貨幣的地方極其罕見，更不用說紙幣和“寶鈔”了。西門慶一家經手之白銀，按粗略估算，即可達十五至二十萬兩。小說所描述的以白銀作為主要交換貨幣的情形，正符合明代中后期的經濟與貨幣狀況。
當然，雖說在買賣和流通過程中，《金瓶梅》中的人物大多使用白銀，但銀子的成色顯然存在著等次差異。小說第一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之時，按約定，兄弟們每人都須交納“分資”，以備結拜之日的花銷?；ㄗ犹摯蠓剑蛠砹艘粌伞胺仲Y”，而且是“一兩無虛”，表明他的銀子成色很好；而應伯爵只拿來了一錢二分的銀子，且只有80%的成色，算起來還不足一錢。至于其他的那些個弟兄，有送三分的，也有送五分的，不僅吝嗇小氣，而且銀子的成色極差。吳月娘當即嘲笑西門慶說，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送來的份子錢，“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想必只是一些含銀量極低的銅罷了，與西門慶在正式和重要場合使用的官銀、紋銀或雪花銀不可同日而語。這固然說明了當時白銀開采、冶煉技術的高低以及來源渠道方面的差別，導致銀子的成色不同；同時也反映出，不同成色的銀子在市場或日常生活交易流通時，其實際價值和購買力有很大的差異。
《金瓶梅》中多次提到的錢鋪和銀行（指的是從事白銀兌換的店鋪），當為不同成色白銀（包括錢幣）之折算、估價和兌換的場所。但不管怎么說，在《金瓶梅》所描述的世界里，白銀是首屈一指甚至的流通貨幣，則是的事實。而在明代中后期的社會中，白銀逐漸成為主導貨幣，也是史學界的普遍共識。
按照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中的描述，中國古代征收賦稅乃至商品交易，多用粟帛。三代以后，鑄錢與粟帛互為補充，直至唐代，始終維持著錢、帛同時使用的局面。黃宗羲認為，唐以前的賦稅和民間商業(yè)交易，與金銀沒有什么關涉。自宋代開始，出現(xiàn)了以金屬（銅鐵）鑄錢為主、紙幣為輔的局面，而絹、帛作為貨幣的功能則逐步喪失。白銀雖然也開始少量進入流通，但仍以錢幣為重。
白銀作為貨幣在市場上合法流通，始于元代。元代的貨幣政策，將統(tǒng)一發(fā)行的紙幣與作為金的現(xiàn)銀聯(lián)系起來，紙幣和白銀同時進入流通，兩者可以互相交易。明興之后，朝廷一方面沿襲了元代的紙幣制度，實行錢、鈔兼行，大力推行所謂“寶鈔”，并有意減少銅錢的供應量，與此同時，朝廷明令禁止金銀在市面上流通。百姓可以用金銀向政府兌換紙幣，但不允許民間以金銀私自交易。與元朝不同的是，明朝將紙幣的發(fā)行與現(xiàn)銀準備金脫鉤，導致了紙幣的濫發(fā)和貶值，整個金融系統(tǒng)很快崩潰，紙幣的信譽更是一落千丈。
據《明史》記載，至明仁宗監(jiān)國，貨幣體系的混亂局面已不可收拾。一方面朝廷禁止用銀交易的法令越發(fā)嚴苛：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但另一方面，禁令日益加劇了民間對于金銀的崇拜，以至于民間實際上的私下交易“惟用金銀”。到了正統(tǒng)元年（1436），英宗迫不得已，開用銀之禁，禁令一開，一發(fā)而不可收。遂出現(xiàn)“朝野率皆用銀”、“鈔壅不行”的狀況。
問題是，朝廷一紙明文宣布白銀可以合法地成為流通貨幣是一回事，而白銀得以像《金瓶梅》中所描述的那樣實際上成為的貨幣則是另一回事。其中的關鍵，在于白銀的實際供應量，是否能夠滿足將白銀作為主導流通貨幣這一需求。這其中至少涉及到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中國的白銀儲量；
二、開采及冶煉技術；
三、銀礦開采的成本、代價及其道德、政治后果。
關于明代白銀儲量以及勘探、開采及冶煉技術等方面的情況，文獻記載不多，但當時的采礦及冶煉技術十分低下，卻是一個的事實——成化年間，朝廷開湖廣金礦，二十一座金礦每年使用民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后只煉得黃金三十五兩，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另外，就銀礦開采的政治后果而論，明代統(tǒng)治者屢申禁令、不敢輕言開礦的考慮是有道理的。在朱元璋開國之時，即屢有大臣請開銀場，而太祖不為所動，仍嚴令禁止。他的理由是：
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
洪武十九年后，銀礦開采禁令稍有松弛，但實際的開采量極少。浙江七縣之銀場，一年向朝廷上交的銀兩，不過區(qū)區(qū)兩千余兩。
明代經濟的繁榮，特別是運河開通之后的商業(yè)繁盛，在紙幣的信譽日漸低落的前提之下，使得朝野上下對于作為傳統(tǒng)硬通貨的金銀的需求，出現(xiàn)了大幅度增加。
至宣德、弘治后，朝廷禁開銀場之令幾成一紙空文?！凹槊瘛彼介_坑穴，互相殺傷；礦盜蜂起，屢禁不能止。貪吏趁機加緊向朝廷游說，索性由朝廷督開銀場，利益歸于中央。等到萬歷年間，朝廷大規(guī)模開采銀礦之時，雖然“中使四出”，“無地不開”，因礦穴私采嚴重，礦脈久絕，所獲甚微。更有貪官污吏借開采之名“橫索民財，陵轢州縣”。稍有德性的官員顧恤百姓，被以阻撓之罪，即行罷免。
由此可見，萬歷后全國性的金銀開采，不過是給了貪墨橫暴官吏搜刮民財、凌辱百姓的機會而已，出現(xiàn)了“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的局面，亂象叢生，酷掠橫行。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極言開礦之弊：
一為礦盜哨聚，易于召亂；二為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三為礦夫殘害，逼迫流亡；四為雇民糧缺，饑餓噪呼；五為礦洞遍開，無益浪費；六為礦砂銀少，強科民買；七為民皆開礦，農桑失業(yè)；八為奏官強橫，淫刑激變。
他后的結論有點危言聳聽：“（如果不加以阻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矣。”
《明史》也認為，明朝終之覆亡，實兆于此。
可以說，自明代肇興直至滅亡，銀幣制所導致的問題，特別是銀荒問題，自始至終困擾著統(tǒng)治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篇》中感慨說：“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驶是筱y，將于何所？”因而發(fā)出了“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這樣的呼聲。明代隆慶朝“應詔陳理財”的靳學顏甚至認為，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為慮者，非布帛五谷不足，而是白銀的供應量短缺。與黃宗羲一樣，靳學顏對朝廷廢錢而獨用白銀的國策，感到難以理解。
明代社會經濟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與作為統(tǒng)一貨幣的白銀供應不足，構成了根本矛盾。從表面上看，明代經濟的主要難題是“銀荒”，但實際上，問題要復雜得多。關于這一點，我們后文還要加以討論。
話又說回來了，我們在閱讀《金瓶梅》的時候，不僅沒有感受到白銀供應短缺的問題，相反，小說中寫到的清河或臨清，就不啻是一個大銀窖——白銀的流通，動則百千巨萬，所謂錢過北斗、金銀遍地的盛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或者說，那些滾滾而來、滔滔而去的白銀，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在《金瓶梅》中，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明代社會經濟運行中“同心圓”的存在。這個“同心圓”，以南京、無錫、蘇州至杭嘉湖的江南地區(qū)為中心，漸次擴展至長江流域，然后是兩淮流域，并波及到山東至河北的北方地區(qū)。而《金瓶梅》中的臨清，實為江南經濟向北方輻射的襟喉要津。當然，這個“同心圓”的輻射過程，并不僅僅局限于經濟方面，從文化和時尚來說，南方同樣具有主導作用。永樂后，政治中心遷往北京，南京成為陪都。但至明代晚期，南京的人口大約是一百萬，而北京仍只有六十萬，且北京城中流行的官話仍然是南京話。由此可見，南京仍然享有文化、經濟中心的特殊地位。在《金瓶梅》中，文化上的“南京崇拜”十分。
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勾畫1400——1800年間的世界經濟地圖時，看到了另外一個“同心圓”。它是以中國長江流域或中國南方作為核心的一圈——中心位于蘇淞地區(qū)的太倉（鄭和下西洋的起錨地）一帶，然后輻射至東亞朝鮮半島和日本、中亞以及東南亞的更為廣袤的地區(qū)。它的外圍，甚至擴散到歐洲和南美洲。
很顯然，弗蘭克的這個“同心圓”，與我們在《金瓶梅》中看到的“同心圓”，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區(qū)別僅僅在于：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以運河經濟為依托的國內經濟貿易，作者的視野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弗蘭克則著眼于以海洋為貿易通道的經濟運行，他看到了《金瓶梅》的作者所沒有看到的部分。元代大運河的開通，使得明朝的統(tǒng)治者可以更多地依賴內河大動脈，源源不斷地將南方的物產（特別是稻米和紡織品）運往北方，而用不著經由成本高昂且常有海盜攻擊的海上運輸線。弗蘭克也認為，明代統(tǒng)治者在所謂海上航運和運河航運（南方海上利益集團與北方大陸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沖突中，地偏重于后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軍事方面的考慮——中國歷朝歷代，受到匈奴、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攻擊壓力，遠遠高于東南沿海。
但問題是，有明一代，海上運輸和海上貿易，實際上從來沒有停止過。到了十六世紀中期以后，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發(fā)展加速，活躍。明代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之先進，由于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的存在，是不用懷疑的。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也提醒我們，在明代的海洋貿易中，實際上存在著一個被濱下武志稱之為“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國——日本——東南亞貿易通道和網絡。也就是說，所謂“納貢”，不過是名目而已，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商業(yè)貿易體系。
合法的納貢貿易，被稱為“勘合貿易”——由明政府向日本足利義滿幕府發(fā)給“勘合”，而沒有取得“勘合”的商船則為海盜。順便說一句，據《明史》記載，日本的“朝貢使團”在從寧波前往北京的途中，經過《金瓶梅》所描述的臨清，曾對這樣一個富庶之地大肆劫掠。
“納貢”作為一種政治上的懷柔政策，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對于明代統(tǒng)治者來說，接受納貢，在經濟上其實是很不利的——宗主國向朝貢國償付數(shù)倍于貢品的物品和金錢，給朝廷財政帶來相當大的壓力。正因為如此，明朝政府從現(xiàn)實考慮，盡量控制、壓縮朝貢的規(guī)模，也在情理之中。到了后來，朝廷甚至不得已而采取了閉關絕貢的極端政策。當然，這一政策的政治后果嚴重。對北方瓦剌的馬市的限制或冷淡，是導致“土木之變”的重要原因；而對日本采取閉關絕貢，則與十六世紀的倭亂有的內在關聯(lián)?！敖^貢”直接導致了海盜的猖獗，這一點，并不難以理解。《明史》中說，真正的日本人在所謂的“倭寇之亂”中，其實只占到人數(shù)的十分之三；而《洋防輯要》則認為，“真倭”只占到“倭寇”的十分之一，大量的中國沿海不法商徒混跡并聚嘯其間。因此，嚴令禁海的明代官員朱紈在自盡前給朝廷的疏文中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p>
從朱紈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中沉痛的所指——即中國南方海洋貿易集團（比如新安商人）走私貿易的規(guī)模以及他們在所謂的“倭亂”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雖然一般來說，“倭亂”之平息可以看成是戚繼光、俞大猷在軍事上的勝利，但明朝統(tǒng)治者重新恢復了航海貿易，也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勘合貿易”也好，海盜走私也好，從日本輸入中國的不僅有小刀和扇子一類的工藝品，還有大量的白銀。在弗蘭克看來，中國與日本及周邊的納貢貿易體系，年代久遠，不僅輻射至東亞和南亞，實際上也是一個更大的非洲——歐洲——亞洲貿易網的組成部分。而到了明清之際，歐洲人開始把盛產白銀的美洲納入該體系。因此，“美洲的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fā)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庇捎谥袊陌足y短缺（特別是由于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采用的白銀稅制，中國工商業(yè)的繁榮對金銀的要求成倍增加），它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附著世界各地的白銀。通過所謂的中國——馬尼拉——墨西哥的貿易航道，美洲的白銀被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天然的“秘窖”和白銀終的“天然中心”。
在《金瓶梅》寫作的那個年代，在以中國南方為中心而波及北方、東南亞乃至于南美洲和歐洲的經濟貿易“同心圓”中，海外白銀大量輸入中國，顯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當時日本出口到中國的白銀，比從太平洋上運來的美洲白銀要多六到七倍。因此，我們如果據此判斷，《金瓶梅》里那些虛構人物（如西門慶）所使用的白銀中，有相當部分來自日本，也許并不完全是一種玩笑性的推測。
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著眼于經濟化的東方，確立了中國在1400——1800年間世界貿易體系中首屈一指的中心地位，這或許是一個事實。但問題是，歐洲何以后來居上？弗蘭克的解釋是：歐洲僅僅通過美洲白銀的輸入，就輕易地平衡了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從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換言之，既然中國的白銀輸入使得大量資源或財富外流，那么在元代已經開始有發(fā)行紙幣的情況下，明代的“白銀崇拜”是如何出現(xiàn)的呢？另外，就算是中國一度取得了世界中心的地位，可是這種中心的地位為何又突然喪失了？
明代的經濟繁榮，隨著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北方女真人的南下而崩解，這當然不是弗蘭克所關心的問題，卻是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在明亡之后所要面對的現(xiàn)實。正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家資鉅萬，富甲一方，可一旦去世，所有的財富便灰飛煙滅，代之以《金瓶梅》后二十回刺心蝕骨的荒涼。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始終不出“一治一亂”的傳統(tǒng)循環(huán)。
因此，明代的白銀短缺問題，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或金融問題。從根本上說，它也涉及到明代的政治、思想、法律以及社會管理體系。格局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經濟格局的變化，迫使中國自明代開始，出現(xiàn)了微妙而深刻的社會轉型。傳統(tǒng)道德、法律及社會管理模式與經濟發(fā)展的慣性和動能之間，產生出極大的沖突和矛盾。而所有這些方面的沖突和矛盾，在《金瓶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xiàn)。
拓展知識：寧波半口種植牙費用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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